这倒是个聪明的做法,起码庇隆不可能再对他搞什么“鸡兔事件”了。但是威胁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98岁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马上过来“宰了她”。老人家把详细的地址告诉对方,并且叫他赶紧过来,她等着呢。对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说,死显然是没有威慑力的。不过,还有一次倒是很有威慑力,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放了一枚足以炸死全家人的炸弹,幸亏没有引爆就给排除掉了。
只要博尔赫斯不闭嘴,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少。好在庇隆福泽有限,不到两年就归了天,而伊莎贝尔·庇隆又不争气,转眼间被人夺了政权。这下博尔赫斯很是庆幸,庆幸的方式是对新政府表示“热烈又公开的欢迎”。当新政府领袖魏地拉将军对他发出共进午餐的邀请后,博尔赫斯丝毫没想到应该拒绝,而且事后还要错上加错地对外宣布魏地拉的军政府有“绅士风度”。其实,当时稍有点头脑的人看得很清楚,魏地拉是个比庇隆还要祸国殃民的货色,博尔赫斯公开支持他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无异于是等人来诋毁他自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一句政治上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显然博尔赫斯不慎信奉了这句话。
这还不够,更弱智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一年岁末之时,博尔赫斯居然荒唐透顶地赶去智利会见皮诺切特将军,并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犯的“政治毛病”都可以原谅,那么这一次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后确实也没人原谅他。在马德里,《拉丁美洲札记》杂志几乎当即做出反应,取消原已编辑好的一期“博尔赫斯专集”。有的地方甚至当众烧毁博尔赫斯书籍,至于明的暗的批评谩骂就无法说清了。关键是斯德哥尔摩,几乎就是从此“下定决心”不再把诺贝尔的荣誉授给“这个愚蠢透顶的政治小丑”。事实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至死也没有机会站在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上。为此,博尔赫斯曾这样说道:获奖总的说只可用来满足虚荣心;既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那么获不获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