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博尔赫斯作《猜测的诗》抨击庇隆显得过于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么现在庇隆如此明目张胆又恶毒地回击博尔赫斯，同样显得过于任性而缺乏政治风度。毕竟，博尔赫斯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文人，从客观上说这个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内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庇隆对博尔赫斯甩出的恶毒的“最初一击”，非但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圈内失却了信誉，而且也预示着以后他当政期间将始终有一个叫人头痛的声音陪伴着他。这个声音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放开了喉咙──

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