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重组带三娃 @[email protected]

祝应许的大家都520快乐，我快乐地爱着大家每个人 :2323234:

RT @[email protected]

记得我本科期间被迫学了一堆社会工作的必修课，其中有一门特别离谱，叫社会政策，垃圾到不行。

期末考有道题，为失独者设计社会政策。我连让居委会给失独妈妈送米和油都写了，但标准答案必须有维稳，阻止其上访，社会干预直至失独母亲重新融入社会。

那门课我擦边没挂科，得了人生中第一个GPA 2.4。

🐦🔗: https://twitter.com/Mochiredpanda/status/1392366485691981829

看到关于阴部整形的争议，想起英国艺术家Jamie McCartney的作品《The Great Wall of Vagina（2008）》
McCartney用近五年时间倒模了400位女性的外阴形状，拼在一起做成一整面墙的石膏浮雕。在一个采访中他谈到，创作这个作品就是为了对抗不必要的女性阴部整形。
后来又加上16位男性的下体倒模，2012年在伦敦展出，画展名为《Skin Deep》。
如果你为自己的私处的外形感到焦虑，在冒着风险和痛苦去做手术之前请看看这个作品（油管、谷歌可查到更多资料，包括艺术家访谈）。
如果说为外貌感到焦虑是受迫于社会评价，那么对私处外形焦虑就真的只是自己为难自己而已。
“男性凝视”潜入女性的脑中（内化）就会变成一个狱卒。他每天不做别的，只监视、审判、惩罚你。没有任何人能像你自己养在脑中的狱卒一样，那么无孔不入地全方位扫描你。你得把他赶出去才行。#每日拳经

精神疾病课的一篇阅读。作者常看到深圳的工人把一天工作12小时辛苦赚来的80块工资，瞬间花在买彩票上面，作者觉得不能理解。工人一笑：“那又怎样？这很好玩。这样我能放松下来。”
“工作的意义在哪里？赚钱。赚钱的意义在哪里？花。那赚了钱为什么不花呢？”
买彩票的女人说：“至少彩票给了他们一分钟的兴奋。他们需要这一分钟。”
买彩票似乎与打工的基本理由不符，且创造了恶性循环——越来越依靠使人异化的单调工作来支持这种上瘾性的无益爱好。这80块本可以用来干许多别的事。然而，理由在这里是说不通的，当工人感到光明未来的几率几乎和赢得大奖的可能一样渺小时，任何的基本逻辑都不再管用了。
缺乏生气，无意义的内在生活，外化为了无理性和自毁的行为

警方还在忙活时，教育局抢先一步蹿出来上蹦下跳的法盲操作是真的；
警方通报毫无专业性、堪称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也是真的；
社交平台压制讨论是真的；
目前中学教育考核方式非常适合学生积累情绪压力、学校对学生心理疏导投入有限是真的；
还有好几起类似、甚至更恶劣的在校生坠亡案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更不必说公正的处理）也是真的。

最后媒体公布ppt监控，热心网友瞬间“境外势力搞颜革、孩子母亲恶意撒谎带节奏。”

——谁见了不感叹一句啥锅配啥盖。

一大早集体通稿……很速度
各家还有点区别，有意思
49中跳楼监控视频时间线
图是川观新闻的，矩阵转载
事件全貌和时间线出来了
确实没有监控画面，是死角

文章照样甩锅青少年心理问题
不过好歹事件过程清晰了
谣言成分不小，也算洗清了
视频版见公众号原文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_UkViG3sdd04JW4gyXO_w

那个叫嘟嘟的毛象第三方客户端是不是就是殆知阁开发的 看了一下用户协议还蛮恐怖的（…）

https://weibo.com/7394346498/Kf14rv5t8

#成都49中私自押留群众和记者##成都四十九中巡逻人员抢群众手机##成都49中##成都四十九中回应学生在校高坠离世##成都坠亡学生家属不认同教育局通报##成都学生坠亡事件有哪些疑点#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闻专业在读的学生。最近几天了解完四川省成都市四十九中学的相关事件后，今天早上九点我赶往现场。

今早九点五十分，我和班上两位自愿组队的同学到达四十九中。在学校周围转了一圈，先了解了基本的情况，然后和群众站在一起，听群众的声音。警察看见我的同学在用手机拍照，立马用威胁的语气说：“把手机交出来！你们三个，全部把手机交出来！”警察挨个把我们三个手机照片全部删除，所有备份都被删掉，可是当时我们手机里只有学校周围环境的照片，并且没有往任何地方发布。后来越来越多的警察围着我们三个，一口一个要把我们“抓回局子里”，然后一口一个让我们“赶紧走，别多管”。这一部分的内容我都有录音，稍后整理好了会发出来。

我们三个中午回学校上了课，下午另外两位同学有安排，我一个人又去了四十九中。下午五点半左右，我到达学校门外。

下午我带了相机，记录了许多群众给死者鞠躬献花，记录了群众站在一起大声的喊：“真相！真相！”。直到晚上八点半，群众和记者们站在警戒线外等待，学校里突然出来很多警察，用手指着我们大声的吼：“禁止拍摄！”。最前面的警察要抢走我的相机，他们冲出警戒线，扯记者朋友们的头发和衣服，打群众，嘴里还说着：“把这个给我抓了，你去抓那个。”我抱着相机往马路的另一头跑，群众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让我保护好这些影像资料。我和有资料的朋友们都走散了，当时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被押留在学校里了，很混乱，很恐怖。

最后我找到了和我在下午刚认识的记者朋友，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手被警察抓掉了一小块肉，不停的流血，头发特别乱。她说刚才保护她的男孩子被抓进学校了。

我现在坐在地上编辑这些内容，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句子去形容这一切混乱，刚才我边走边哭，我想去讲述一些东西，但我目前没有能力，我不希望这件事被某些纱布盖上，不希望这件事被人遗忘。我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我们能好起来，这个社会也是。

强制火化

转自微博@我还能在来三碗：
#成都49中#
记录存档 ​​​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21230410.html
//@ZH--SF :12页的描述的自杀，99.99%不可能，如果是自杀，为什么删监控视频？就删监控这个事情，除非学校处理这个事情的人脑子有包，自杀还用删视频的方式来掩盖，否则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别把网友当傻子，看到这种误导网友的评论，真恶心//@EBathory976 :突然发现一个高考最大的存在意义是维稳，你看学校只要一拿高考来威胁马上全部闭嘴

“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残疾运动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光荣同性恋运动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目标也基本相似，即建设一个对残疾人更友好，更方便的社会，以此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具体的做法就是使残疾人拥有和常人一样的机会。大体而言，这一做法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该运动吸收了来自实用后现代主义，交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种族批判理论的思想，于是改变了原有的合理目标。“残疾研究”开始把“身体健全”视为一种社会构建，越来越怀疑乃至于否认现实。

经历了80年代的这场变化后，“残疾运动” 和“残疾研究” 改变了原有的观点，不再把残疾视为个体的一种状态，而是把残疾视为一种社会迫使人们接受的一种事物。在这场变化发生以前，残疾人被视作身患残疾的人，在这场变化发生之后，残疾被视为由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强加而生的产物。 打一个比方，在以往，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聋人，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残疾人，因为他听不见。这场变化后，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一个“被残疾”的聋人，所谓“被残疾”，就是说社会没有学会适应聋人的需要，使得聋人和非聋人享有同等的便利。换句话说，如果某人是残疾人，那一定是因为在社会的预期中身体建全是一种有益的一般状态。残疾人所遭到的各种不便是社会强加的。

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转向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80年代，在这一阶段，“社会残疾模型”取代了传统的“医疗残疾模型”（又称“个体模型”），这一阶段的发展是由英国社会学家 Michel Oliver主导的，Michel Oliver试图改变人们以往的观点，将解决残疾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社会身上，要求社会适应残疾人，而不是让残疾人适应社会。他写道，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cknowledges impairment as being a cause of individual limitation, but disability is imposed on top of this. This may be summed up this way: Disability is the disadvantage or restriction of activity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norms of a society which takes little or no account of people who have impairments and thus excludes them from mainstream activity. (Therefore disability, like racism or sexism, is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oppression)…. This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like all paradigms, fundamentally affects society’s world-view and within that, the way particular problems are seen

在第一阶段，Michel Oliver的研究方式并未明显地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他的社会建构论倾向也不严重。但这一切很快就改变了，他于1983年出版的<<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对身份研究进行了大量引用，语言风格也受到了“交叉论”（Intersectionality）的明显影响，他写道，

[E]xperiences will undoubtedly be culturally located and reflect differences of class, race, gender and so forth, and so discourse may well be culturally biased. When using the social model, understanding also comes from recognising that historically experiences of disability have been culturally located in responses to impairment. The social model can be used by thos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thin ethnic, queer or gender studies to illustrate disability in those situations. Equally these disciplines all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disableism with their communities.

如今的“残疾研究” 则强烈地受到了两条后现代原则的影响：1.知识是社会建构。2.社会充斥着权力和特权体系。“残疾研究”常常引用种族批判理论，并高度依赖米歇尔·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的思想。

“健全主义”

对于“残疾研究”而言，“健全主义”指的是认为身体健康是一种常态，并且通常要好于身体残疾的这种观点。相反，“残疾主义”则意味着对残疾人的偏见，例如把残疾当作一种异常状态，认为健全好于残疾。号称自闭、残疾、无性、酷儿的活动家Lydia X. Y. Brown这样定义“残疾主义”：

[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alue system of ablenormativity which privileges the supposedly neurotypical and ablebodied, while dis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iolent oppression targeting people whose bodyminds are deemed deviant and thus disabled. In other words, ableism is to heterosexism what disableism is to queerantagonism.

酷儿理论关注于“解构常态”，因此就非常适于“残疾研究”，于是Robert McRuer 在他2006年的<<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6 which examines how queer Theor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inform each other>>里就将酷儿理论应用到了“残疾研究”上，他写道，

Like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then,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functions by covering ov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choice, a system in which there is actually no choice…. Just as the origins of heterosexual/homosexual identity are now obscured for most people so that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functions as a disciplinary formation seemingly emanating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so too are the origins of able-bodied/disabled obscured … to cohere in a system of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that similarly emanates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影响，即认为权力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控制和约束，迫使他们满足社会的期待，所以就必须模糊乃至消除类别之间的界限。福柯和吸收了福柯思想的酷儿理论家宣称，性别和疯病都只是医学话语的建构，在他们看来，医学话语试图把人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并且将“不正常人”排除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自从“残疾研究”接受了酷儿理论，这一看法就占据了主导。

“残疾研究”就是在这时候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实用后现代主义阶段，在于2014年出版的<<Disability Studies: Theorising Disableism and Ableism>>里，作者Dan Goodley直接借用了福柯的观念，他写道，“人们通常透过医疗凝视来理解残疾，医疗利用自身话语，以一种还原论的的方式对人进行医治“。他采用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认为创造了各种类别的科学话语在社会上广受尊敬，长期被当作真理。但在他看来，科学话语只是一种压迫话语，科学的严谨程度并不比其它的认知方式更高—在他将科学与殖民主义做类比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We know that colonial knowledges are constructed as neutral and universal through the mobilisation of associated discourses such as humanitarian, philanthropic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We might also ask: how are ableist knowledges naturalised, neutralised and universalised?

更危险的是，Goodley认为，任何试图诊断、医治、痊愈残疾人的做法，必然都动机不良，在他看来，这些做法基于腐败的“健全主义”期待，受着“新自由主义系统”（neoliberal system)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系统”希望所有人身体健全，这样就可以充当资本主义市场的劳动力。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宣称“自主、独立、理性都是“新自由-健全主义”所期待的品德。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原则，即认为权力系统构建了社会的这种看法，充斥于Goodley的书中。他采用交叉论的词汇，将社会描述成“各种权力话语的重叠与合并”，他写道，

I argue that modes of ableist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disabling material conditions can never be divorced from hetero/sexism, racism, homophobia,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Goodley认为Oliver的社会模型缺少“交叉性”，应该再加入种族和性别的分析，Goodley还主张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将残疾人作为一种破坏社会规范，颠覆社会价值的身份进行庆祝。

这种认为残疾人有责任利用自身的残疾颠覆社会习俗，乃至拒绝任何治疗，以便于服务后现代主义对类别的破坏的看法，是“残疾研究”的另一危险特点，这一观点并不限于Goodley，在广受引用的<<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里，作者Fiona Campbell认为，把残疾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问题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A] chief feature of an ableist viewpoint is a belief that impairment or disability (irrespective of “type”) is inherently negative and should opportunity present itself, be ameliorated, cured or indeed eliminated.

Campbell还吸收了种族批判理论，认为“健全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样，无所不在，是西方社会的常态，以至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它。她还对一些残疾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内化”了健全主义。Lydia X. Y. Brown和Joseph Shapiro更是认为残疾是一种荣誉，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

无可否认，人们不应该因为性别，种族，宗教，残疾而羞愧，但很多残疾人也许并不认为身患残疾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那些想摆脱残疾的人来说，这一态度毫无益处。虽然“残疾研究”千方百计地污名化人们摆脱残疾的想法，但希望摆脱残疾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在于，残疾活动家们一方面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光荣身份，一方面却又反对医界人士称这些人为残疾人。他们信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医生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因此没有资格对残疾做出诊断。这种看法还鼓励人们为了从属于一个群体身份而自行诊断。Lydia X. Y. Brown 与 Jennifer Scuro 的一场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LB: People do say to me, “I think I’m Autistic but I don’t really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ve never been diagnosed,” that is, given a diagnosis by someone with letters after their name. My response is: “Well, it’s not up to me to tell you how you should or should not identify,” but I don’t believe in giving power to the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monopoly over getting to define and determine who counts and who does not count as Autistic …

JS: Yes, once I started to get into the territory of diagnosis, once I started playing around with the problem of diagnostic thinking when it is only left to trained diagnosticians, this allowed me to challenge how all of us must contend with thinking diagnostically.

这段对话似乎在鼓励人们自我认同为残疾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群体身份，和后现代主义一起破坏医学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原则），或者破坏主流社会对于残疾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政治原则）。很难看出这种做法能对残疾人有什么帮助。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这样总结了“残疾运动”的变化：

1.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应该帮助残疾人➡2.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必须帮助残疾人➡3.残疾是社会的错，社会对残疾人负有原罪➡4.社会对残疾进行着系统性压迫➡5.根本不存在残疾，社会构建了残疾➡6.残疾是一种光荣的身份，残疾优于健全

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一场运动，不论它一开始的目的有多么高尚，多么合理，如果它的参与者总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和道德的化身，用一套不可证伪的抽象理论解释一切现象，对客观事实缺乏基本的尊重，而且拒绝接受批评，那么任何运动都难免会走上“残疾运动”的道路。

很少人原则上会反对社会帮助残疾人，正如很少人会支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以帮助残疾人，反对歧视为名义的运动和理论就代表了不容批判的道德权威。因此，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口号本身不能成为批评的挡箭牌，支持工人阶级，不代表就不能攻击共产主义；反对歧视，不代表就不能反对批判理论；反对辱华，不代表就不能质疑习近平思想。

其次，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代表”，各种左翼批判理论和“觉悟”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弱势群体，就像共产主义宣称其“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人民。可是他们的“代表”身份究竟是谁规定的？谁授予的？人们选举了他们作代表吗？还是说他们“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是一小撮职业革命人士，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是一帮左翼知识分子，从事残疾研究、肥胖研究、性别研究的是一帮政治化的学生和教授，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革命先锋队、左翼学生、批判理论教授是在把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之上，一旦那些“被代表”的人反对这些人的强加意识形态，这群自命不凡的精英就以"错误觉悟“（false consciousness）”身份叛徒“（identity traitor) 的名义对反对者进行污名化、封杀。左翼精英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可是人们并不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来拯救。真正的代表是选出来的，而不是自封的，代表的合法性应该源于选民的认可，应该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

第三，要警惕“永远正确”的抽象理论。人性中的固然缺陷使得人们倾向于逃避复杂的现实，寻求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终极答案，然而这种答案根本不存在，能解释一切的只有谎言。从事身份研究的许多“学者”制造的抽象理论，无非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高级谎言而已，这些人用一大堆枯奥晦涩，装模作样的专业词汇，得出了毫无根据，脱离现实的可笑结论，对真正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并且让民众对学界彻底失去信任。要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就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性，用科学的方法真正地去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能先预设一个不可证伪的结论，再用这个结论倒推原因。

#放学后小卖部

简单的中国古代诗词入门读本推荐

下面提到的基本是我读过的，至少翻过，没读过或者不熟悉的不乱说，高头讲章和矫揉做作更不用说，因此其实没多少。提到的均以作品的读解为主，不涉及具体作品而泛讲诗词者从略。按说最好各附一些段落以供铨择，这点就交给各网站的试读了。

叶嘉莹《迦陵说诗》（中华书局）
《迦陵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叶嘉莹说诗很亲切，读她的书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她所讲的文本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她的书太多，难免重复。这里举的两个书系分别有比较全的诗和词的内容。
《迦陵说诗》2007年和2015年都出过，现在市面上容易见的是2018年版的（旧版的二手书应该也很容易见）。我读的是2007年版的，内容想亦无大区别。一套计七册，分别是：《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叶嘉莹说中晚唐诗》《叶嘉莹说诗讲稿》。除了最后一册我没有看过外，其他都读过一遍。这套书应该是她讲诗涵盖的范围最广、诗人最多的一套，因此不仅仅是各个诗人的专题讲说，也有较为细致的整体的脉络；对涉及的诗人又都有相应的作品的讲解，并非泛说，从作品出发又以作品为旨归。叶嘉莹对作品的情感以及其中蕴含的诗人的生命感受很有阐发，但并不流于过度求索，诚恳而亲切地将作品中的热度传达给读者。
《迦陵讲演集》主要是《唐五代名家词选讲》《北宋名家词选讲》《南宋名家词选讲》三册，如果觉得太多的话可以换成《唐宋词十七讲》。和说诗一样，同样是有整体脉络而又细致的讲解。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中华书局）
《诗词会意》（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汝昌以红学著名，说实话我并不清楚他的红学观点，只知道他讲诗词很好。叶嘉莹的大概因为是演讲，以抉发感受为多；而周汝昌的是一篇篇鉴赏文字，可以顺着原作的文脉讲下去，也有对一字一句的细致的剖析。具体的风格看一两篇即能领会，便不烦言。

俞陛云《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两本书很多出版社都出过，《诗境浅说》用中华书局的即可，《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还需要说明一下：这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过上下册，但是封面很容易皱，而且似乎也绝版了。后来北京出版社拆成了《唐五代词境浅说》《北宋词境浅说》《南宋词境浅说》（后两本又合成过《两宋词境浅说》），是现在比较容易见的版本。
这两本书其实更应该说是选本，只是每篇后都有一段俞陛云的评论。他的讲说很简明，点到即止（《诗境浅说》稍微详细一点）。虽然没有前两者那么详细而富有情感的生发，但相应的选到的篇目很多，又比一般选本多了要言不烦的解说，作为进入诗词的读本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张一南《李白集》《白居易集》《苏轼集》《李清照集》

这四本的魅力其实在长文导读与选目，具体每篇只有注释而没有解说。导读对作家的生平写得详细贴切，选目也比较照顾作家的全貌，并非像某些选本集中在历史上有名的和所谓思想性较强的篇目。

顾随《驼庵传诗录》《驼庵传文录》《苏辛词说》

我真正读诗就是从顾先生开始的。对顾先生的书不多说，仅说一下版本问题：《苏辛词说》是单行本，可以不论；《驼庵传诗录》《驼庵传文录》是根据他的学生（主要是叶嘉莹）的听课笔记整理出来的，现存的他讲课的内容大部分都在里面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还出过一套《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我比对过内容，这套比二《录》多一点，但字大、行疏、价高，总不是很厚道……

剩下的就是各种鉴赏辞典，这个二十年前颇为流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不怎么熟悉就不列举了。鉴赏辞典的好处是收的作品量巨大，而且每篇都有解说，可以对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的内容有不错的了解；缺点是解说者不一，有名家也有来凑数的，有的解说能把作品彻底讲死。并且鉴赏辞典的量巨大，通读起来恐怕也有难度。我自己读鉴赏辞典的读法是乱翻，翻到哪篇读哪篇；或者先看导言，觉得被提到的谁有意思就去读谁。总之不是从第一页开始读。读到喜欢的篇目就去读这位诗人的其他篇目，如果总体都喜欢的话就去找他的集子来读。不仅是对鉴赏辞典，对上面说的都一样。找到想要读的集子并开始读，便可上岸舍筏了。